第五章 病历
交接完购买的物资，阮静秋总算得以把行李归整进宿舍。外头乱归乱，司令部的医务人员们的住宿条件还算不错，她分到一个双人间，因着另一位室友还未前来报到的缘故，可以暂且独享这间清净的住处。
之后便是协助张主任整理一些病历等工作。眼下，连她在内，司令部共有两名医生两名护士，虽然按廖耀湘说的，她主要是来专门负责杜聿明的保健工作，但除此之外医务处还有多如牛毛的杂务，照看长官的主要任务反而被一拖再拖。她花了大半天工夫，本打算一鼓作气将这些杂务全理清楚，但中途总有新的差事找上门，她也无可奈何。入夜，她短暂睡了几个钟头，又忽然做了个惊心的怪梦，天还不亮，就惊醒了过来。
这也是缅甸落下的病根之一，举凡做了噩梦，往后她就再难入睡，索性穿衣起身，打算去办公室接着料理杂务。张主任在办公桌上留了字条，叮嘱她早晨要去给杜长官量血压及体温。时间还早，但她仍记得他抗战时就有的习惯，即便部队在整训期间，他一天至多也只睡四五个钟头，常常是天不亮就已经起身了。她看了看表，觉得时间大差不离，于是暂且放下手头的病历，带着血压计和体温计，先往他的起居室去。
听门口的勤务兵说，他昨晚上并没回来休息，这时多半还在作战室里。她只好又拐去作战室门前，里头忽然传来什么重物落地的声响，吓得她也差点把血压计摔下了地。接着细听，里头又有些说话声传来，听不清字句，但语气不很愉快，像是两个人正在争执。她心想不凑巧，这会儿是量不成血压的了，就算不量血压，她也不应该在此时来触他的霉头，免得引火烧身。
但正要拔脚开溜，守在门前的那位昨天有过照面的陈副官又叫住她，说让她在这里稍待，他进去通报长官一声。
他自然是好心帮忙，可却实在选得不是时候，只恐怕不要越帮越忙才好。他进屋以后，里头的争执并没停止，反倒还更愈演愈烈了些。而他既说要通报，阮静秋也不好再径直走人，只得尴尬万分地在稍远处站着，眼睛盯着某一棵光秃秃的树或者某一株枯黄的干草，表明自己一点要偷听的意思也没有。她在东北彻骨的清晨里大约站了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眼看天都要大亮了，她的两腿冻得又僵又麻，身上的棉衣也几乎冻透了。为了不活活冻死在作战室外，她只好暂且放下军姿仪态，一边给两手哈着热气，一边交替在地上踏着两只脚。
背后这时风驰电掣地开进来辆吉普车，车上接着下来一位走路同样带风的军官，离得远远地就说：“咦，你来得比我想象中快嘛。”
这话音是很典型的湖南腔调，幸好她在印度已听过太久，能轻易与廖耀湘的邵阳口音分辨清楚。她借着那点亮堂了许多的天光细瞧，眼见他快走到近前，已能够确认他是郑洞国军长，亦是她在印度时的老上级了——这才连忙腾出手向他敬礼。他在她旁边站定，打量着她抱着的血压计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阮静秋只好如实向他回答，自己是奉张主任的嘱托，要在清晨时分给杜长官量血压及体温来的。他听她说完，又侧耳听了听作战室里的动静，先是无奈地摇一摇头，又颇有些取笑的意思道：“你可真是选了个好时候。”
阮静秋在心里叫苦：时候原本也不是我选的，我只是奉命办事罢了！
郑洞国沉思了片刻，神色有些凝重地道：“军长忙碌起来，是很有些对自己不管不顾的。我和建楚从新六军把你调回来，正是因为你从前就在他身边，既了解他的脾气，也不容易使他抗拒这些检查的缘故。往后一段时间，你务必要每天盯住了他的状况，要是他不愿意检查或者吃药，你就来找我。”
他还保留着从前昆仑关战役时的习惯，称杜长官为“军长”。在印度时，阮静秋也常负责他日常的健康诊疗，和他关系比旁人算是更熟悉一些，这时便大着胆子说了两句实话：“我还以为二位长官这是要把我扭送到杜先生面前，拿我跟新三十八师去印度这事兴师问罪了。”
他笑起来：“在部队里，一个好医生比黄金万两还要重要，哪有把你这样一个好医生捉拿问罪的道理？”
他说完了这话，作战室屋门突然“咚”地一声打开，一个人影直冲出来。方才正说着新三十八师，孙立人就出现在两个人眼前，阮静秋一见是他，赶忙也抬手敬礼。但他怒气冲冲地，既不和郑洞国打招呼，也不正眼往两人这边看上一眼，跟副官一前一后上了座驾，便头也不回地走了。阮静秋一面咋舌，心想今日可算是把远征时的老长官们全见了一遍，一面模糊地意识到，东北忽然之间集齐了这些最精良的将军与部队，看来战事比之前报纸上的宣传还要关键和艰难。
孙立人走后，她跟着郑洞国走进作战室里。杜聿明此时和她隔着一整个沙盘站着，屋里应当烧着炭火，但他仍披着昨天那件厚实的大衣，略微弯下腰，把两只手一左一右撑在沙盘边沿上。她因此总算看清楚了他现下的身形样貌，比入缅作战时憔悴瘦弱得多了，军装在他身上显出了许多空余，那件大衣也沉重得快要把他压垮似的。而他的面色更是怎样看也不像是一位健康人，明明身形这样消瘦，脸上却有些浮肿，脸色又分明有些病态的蜡黄。她从未想过再见他时会是这样一副情景，心惊之余，想起廖耀湘说他不久前才做了肾脏摘除手术，且并没有完全康复，就因为心系东北战局而匆忙出院，不由得猛然一阵鼻酸。
她想她之所以能至今坚持做一个医生，一大半要归因于是个心软的人的缘故。尽管已经多年没有见过面，也从无上下级以外的关系可言，但她看见他的模样，心里就十分地不好受，又想到他现在这样或许正是因为在野人山落下了病根，顿时更觉得羞愧万分，无地自容。
一时间，她也不知是该上前还是该告退的好，眼睛无措地左右望了两望，只见那位陈副官站在门旁，向她投来了个抱歉的眼神，大概这回实在帮不上什么忙了。沙盘对面的这位长官此时略微抬起了头，目光先是望向一旁的郑洞国：“桂庭，来了。”
他大概一宿没有合眼了，和孙立人吵过了一整个清早，说话声音哑得让人辨识不清。郑洞国走上前去，搀扶住他的一边手臂，无奈道：“才说过踏实静养的，一回来东北就吵成这样。”
他摇摇头，没有说话，眼睛又向她看过来。
阮静秋赶忙立正，拿出自己最好的仪态向他敬了个礼：“长官，静秋来向您报到。”
他微微点头，又忽然蹙眉，用手掌压住自己的左边腰侧。她还在原地傻站着，他只好抬手指向一旁的办公桌。她这才醒过神来，连忙先放下手里的东西，拿起桌上的药瓶和水杯递给他。
职业习惯使然，她在此期间快速地瞟了一眼药瓶上的标签，好在外语没有落下，读得懂是一种常见的止痛药。而且，这药瓶看起来还很新，瓶子里的药片却已经快要见底了。杯子里的水自然也早就凉透了，她原本想换一杯热水，但左看右看也没看到暖壶在哪里，只好硬着头皮把药瓶和水杯递给他。他吞了两片药，见她还在原地站着，又蹙眉看向她。
她当然一句话也说不出，还是郑洞国适时地替她发声，说道：“小阮医生等着给你量体温和血压，在外头站了快一早上了。”
杜聿明面露不快：“有什么好量的？”
郑洞国接着又说：“毕竟出院没多久，就算是为了往后战事着想，稳妥起见也应当量一量。”
他默了片刻，似乎妥协，先是解开军装外套及衬衫上面三颗衣扣，又把右臂的衣袖卷了两卷。阮静秋如蒙大赦，赶忙把体温计递给他，又把血压计在他手臂上裹好。他刚发过一大通脾气，这时的血压数字实在好看不到哪里去，而她忧心着他身上其他的病症，但也不好在这里就开口问询。有她这个闲杂人等在场，他们俩不便讨论军务，也无法详谈方才和孙立人争执的内容，便互相说了几句日常关怀的话。郑洞国一再地劝说杜聿明安心静养，阮静秋自觉不好插嘴，但感觉一颗心仍然沉甸甸的，像是要把她整个人都拖得坠下去了。
三分钟后，她从他手里接过体温计，果然比正常温度略高了一点点，是一个可以算作低烧，也可以被他这样的人理直气壮地忽略不计的数字。出于作为医生的职业操守，她明知说了也是白搭，但还是向他如实说道：“长官，您有点发热，还是要适当休息的好。”
杜聿明略微点头，表明自己听见了，又极快地侧过身，掩着嘴咳嗽了几声。阮静秋感觉自己又开始从内而外地整个人泛酸苦，本来下意识地想去搀他，想起手上捧着的血压计，又只能悻悻然地作罢。杜聿明对此无知无觉，只对她说道：“你先出去吧。”
阮静秋回到医务室，请示过张主任后调出杜聿明的病历，和廖耀湘先前所说的一样，司令部里的这份病历几乎是白纸一张，除却几行十分敷衍的查体状况，没有任何具体病情症状的记载。她托腮沉思，脑袋里汇总过往曾学过的相关知识以及前些年在印度兰姆伽基地所受的医疗培训，认为肾结核通常不会单独凭空出现，反倒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肺结核迟迟未愈，结核病菌随血液播散，于是肾脏也出现感染。手术或许暂且能解决一部分肾脏的病变，可术后单靠止痛药扛着却是不行的，把抗结核药物用上，同时非得卧床休息上一阵子，才有完全康复的可能。
在她来的那个时代，结核病已是一种罕见的病症，至少她学医、从医十余年来还从没有遇见过。可时光倒转仅数十年，这种传染病却如此普遍和难以防范，且由于缺少抗生素的缘故，每一刻都在有人因此而失去生命。她对着病历发愁，又一一比对现有的库存药物，遗憾自己不能在有限的条件里作出一些制药领域的发明，好彻底根除了这件困扰许多人的病症。快到晌午头的时候，陈副官过来找她，一见面便很诚恳地道抱歉，说他早上进作战室去，本来是想帮忙问话的，可屋里那副剑拔弩张的态势叫他开不了口，也不敢就此推门出屋，只好尴尬地被困在了那里。
阮静秋也和他客套，说：“都是为长官办事，哪有什么抱不抱歉的呢。”又顺带问他，杜长官平时都吃哪些药、有没有其他症状之类。他果然报出方才那个止痛药的名字，又说了一两种抗结核药，但继而叹着气摇头，说忙起来忘记吃药是常事，倒不如说想起来吃药才是极罕见的情况。
她听了更加无奈：“那还管什么用？”
他身上还带着一个药瓶，是前两天刚吃完的止痛药。这个年代所常用的止痛药自然也不比后世品类丰富且安全性更佳，大多都有难以避免的副作用和成瘾性。阮静秋看着药瓶上英文写就的“阿司匹林”，深深叹了口气，提醒他：这药固然能够有抗炎止痛的功效，但服用必须遵循剂量限制。长期过量服用阿司匹林，意味着他的长官将遭受包括凝血功能异常、肺水肿、脑卒中、肝损伤在内的众多风险的威胁，还可能加重他缠绵不愈的胃溃疡。只是她药学虽然还过得去，历史却大半已经忘光了，要她眼下立即找出能取代阿司匹林的更好的药，她实在办不到，因为这时候就连布洛芬也还没发明呢。这种情况下，她只能求助于一些中医理论，按几种常见的痛症各自写下几味对应的草药，把药方递到他手上，而后再三叮嘱，具体用药的分量还是要找大夫把脉问诊后再定。
他之前并不知道这些，听她说完，十分震惊地连连道谢，接着连忙拿药方去找他的长官了。她又坐下来，看着那份只写有寥寥数字的病历发愁：连病人的面也见不上，话也说不成——这叫她这个医生怎么办才好？